文安：举办“轮转冰”培训班推动青少年上冰雪

来源：缩衣啬食网编辑：宋光植时间：2025-04-05 18:09:05

王道之下，人人由良知而行。

其次，是采取有效预防措施，使他们在行使公共信托过程中，保持道德之心。二是领导权意义上的命，亦即《说文解字》中的命，使也，从口令，段玉裁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

2、利用—以义为利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俞可平则说：礼法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法律概念，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集大成者。郑开发现，道德伦理意义上的美德正是脱胎于政治美德，并扩展至政治、社会、民族、宗教和道德各层面。拜利益的发明或再认识所赐，欲望成为融入了理性的欲望，理性则成为服务于欲望的理性，最终使商业社会和资本主义获得正当性。明德的对象不限于周人，也包括殷遗民在内的中心地带即区夏之人，慎罚则强调既不失之于宽也不失之于苛的中刑，其对象起初主要是指殷遗民，具有某种将反抗势力予以分化的政治考量。

这两个古典德义与今日德的道德/伦理/心智（morality/ethics/mentality）等意象迥异，甚至与轴心时期意义上的、（不够古典的）古典的德性/美德（virtues）论说亦有所不同，却富含被数千年历史和语义变化所遮蔽了的、构建德性政治理论的宝贵思想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德性政治所揭示的政治世界，既有由此四类政治人组成之空间（界）维度，又有基于德位合一政治信仰与历史哲学的时间（世）维度，《易经·大畜·象传》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几乎道尽了史学的价值。而今且只存得这意思，须是更子细看，自理会得，方得。

如此，可以理解为何周敦颐等理学家如此重视孔颜乐处这一话题，这一话题在当时具有普遍的针对性。[36]这里与名教乐地对应的是现实中世俗的田猎、游戏之乐，而要达到名教之乐，则需要由礼进德。[35]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4页。周敦颐这里所点出的天地间是值得注意的，颜子追求的是天地间的大者，此大与小的对举也不是一般现象意义的大小，追求此大、实现此大之后有一种独特的心灵状态，能够心泰而无不足。

随着明代心学的展开，对孔颜乐处的论述就变得更加密集，乐的地位也更加突出。[10]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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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兴起之前，儒者在诠释孔子与颜子的乐时，直接解为乐道，贫而乐在他们看来就是乐道，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者，言学者之志，乐道忘饥，故不暇求其安饱也。[21] 朱子也强调乐能达到与万物为一，但这是穷尽道理后的内在感受。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太极图》及《图说》对二程的影响，二程未明言[6]，但二程却直接点明了在孔颜乐处这一命题上对周敦颐的直接继承。

陈来先生特别指出，佛老对儒家的挑战，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如何对待伦理关系，而在于面对人的生存情景及深度感受方面的问题提供给人以安心立命的答案。佛教不仅指出了这种苦，而且提供了摆脱苦的一套方法，尤其是净土给普通老百姓提供了具体的方式。正因为此，佛教在唐代庶民化具有内生的动力和必然性，佛教在唐代得到普及，影响不仅在士大夫阶层，更广泛深入民间。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11] 在周敦颐看来，君子并不在乎现实中的富贵，而是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周敦颐集》，第41页）。[7] 关于这一问题，参考王琳琳：《范仲淹与孔颜乐处》，《沈阳教育学院学报》第9卷第4期，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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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觉民行道，就需要满足民的内外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明代理学更加庶民化，乐直接变成了心之本体，乐之获得，方式也比宋代更加简易。就使无朋来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尝有所减也。

[26] 申祖胜：《宋明理学中的乐学思想考察———以王阳明为中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35页。佛教四圣谛首揭苦，认为众生皆苦，无论是八苦还是十六苦，都描述了人生在世所能面对的诸多不如意。又云：五道众生，共在一大狱中。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其实，乐的问题在宋代新儒学的先驱处就有所涉及，如范仲淹就十分关注乐的问题[7]。儒学本有内圣外王两个面向，然汉唐儒更注重发挥儒学外王的一面，专注于典章制度一面。

宋代新儒学的先驱，无论是范仲淹还是三先生均有困穷苦学的经历[8]，而在此经历中能思颜子之乐，在一定意义上将此乐所面对的现实境遇凸显了出来。阳明后学论乐颇多，王畿、王艮、罗汝芳等多沿阳明论述的方向讨论此本体之乐。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进入专题：理学。

何其所造之深也![13] 陈来先生解释此条时讲，‘道并不是乐的对象，乐是人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所自然享有的境界的精神和乐[14]。[4] 吾妻重二先生对周程授受问题有着较为全面的审视。

可见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在二程后人看来，有着独特的思想位置。[2] 向世陵：《理学、儒学、经学与阳明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3页。不有释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其心乎?论者不责衰代之俗，而尢释氏之盛，则是抱疾之夫，而责其医祷攻疗者也。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秩序再无法安顿个体生命并赋予其意义[28]，阳明学则尝试为虚无个体重塑伦理生活，把孤绝的个体再次编入伦理秩序当中。

）[20] 朱子并不认为乐道的讲法完全不对，只是在他看来，需要讲得更精准，否定乐与道的关联，就可能入禅，所以朱子强调功夫之熟与得此乐的关系。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参见吾妻重二：《朱子学的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1－35页。理学的发生与展开，既有观念上的逻辑演进，也有思想史上的根源性问题的推动。

[28] 张志强：《良知的发现是具有文明史意义的事件》，《文化纵横》2017年第4期第57、59页。又震泽语録云：伊川问学者，颜子所乐者何事?或曰：乐道。

[23]天下之学，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理学家对孔颜乐处思考的背景与处理方式，值得我们深思。范仲淹对此乐的关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乐与宋初困穷苦学之学者经历的映照。[39]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三联书店，2009年，第273－274页。

[10] 在周敦颐看来，颜子内心追求的东西超过了一般的世俗意义的富贵，颜子的乐或者不乐，不依靠于现实的对象化的贫富，他所追求的是天地间的至贵至爱者[11]。相较于宋代理学，学者们在研究明代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时指出，个体存在的发现与情本主义的彰显成为当时学术思想的一个特征[27]。

所谓心无私欲即是仁之全体，亦是也。何以由礼、为何由礼而可得乐，此乐究竟有何重大意义，这里并未明言。

如王艮讲：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3]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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